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学者都成了断代史家,历史似乎从1978年才开始走出洪荒。在城市和地理研究中,中国的郊区化也“始于”80年代。的确,土地和住房的商品化成为新的动力,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也决定了各界对郊区化新的关注。学者们观察到,随着城市中心区的旧城改造和工业的搬迁,人口开始外迁。例如,周一星的研究指出,北京四城区的人口在1982年到1990年之间下降了8万多,人口密度下降近1000人。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上海、沈阳、大连等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向郊区扩散的过程普遍被认为是中国郊区化的开始。在空间上,我们直观的视觉经验是城市建成区的蔓延和扩张——俗称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其实是准确的描述。不管城市是以同心圆还是以呈辐射状的大饼发展,城郊之间的绿化带并不清楚,房地产沿着道路的开辟向郊区延伸。与美国经验迥异的是,郊区化的先栖者并不是向往绿色风光的中产阶级,而是在旧城改造中数十万计被强制动迁的居民。根据周一星的研究,在北京外迁郊区的住户中,自行置产的仅占13.8%。多数是随着单位搬迁或旧城改造而移居的住户;一半以上的住房来源仍为单位,尽管单位已经由自己建房进化到了向市场购头商品房再重新分配给职工。
旧城改造的重点包括了降低城市中心区的居住密度,也包括污染性工业的搬迁。这一方面有改进城市基础设施,并且促进城市从二级产业向三级产业转型升级(所谓“退二进三”)的现实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对现代化的向往和对老城除之而后快的急切加快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郊区的另一个新产物是“开发区”。受了南方五个“经济特区”的启发,全国各地方政府加快了对各种名目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旨在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基础设施以吸引外资。在1992年开发热的阶段,全国有近2000个开发区。在开放前沿的广东,农民从80年代开始就学会租地或卖地给前来投资的港台商人,改行当地主。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则是在开发区的旗帜下大面积地征收变更郊区的农地。90年代中一度让人担心农地的流失将威胁中国的粮食生产。而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只得到少数的补偿费。他们的平均学历低,很难在新设的开发区谋职。然而,开发区的大规模圈地不一定能保证它们的成功。尽管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发展仍需有相关配套条件的支持,不可能遍地开花。大多数的开发区沦为夺取农地后进行房地产炒作的名目。1993年朱熔基的宏观调控给过热的土地投机踩了刹车。除了广西北海和海南留下的众多烂尾楼,全国各地都有荒原般的开发区,等待更好的招商引资政策为它们注入新的强心剂。
人口的流动则造就了“城郊结合部”的变迁。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城里人对这些移民劳工的称谓,从80年代的“盲流”进步到了90年代的“流动人口”。尽管户口制度有所松动,但外地人要在大城市安家落户还是不容易。许多人因此栖身在郊区农民出租的房舍,形成了城郊结合部外来人口集居的局面。这里面包含了自成体系、小商品生产已成规模的浙江村;也包含了到北京寻梦的艺术家,在颐和园、圆明园附近形成了艺术村。在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下,这些外来人口虽然对城市的经济和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并不能得到尊重。中国的大城市需要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来追求高速的增长,但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共存共荣的准备。于是他们被放在一个“临时户口”的范畴,以便随时挥之即去。相应地,容纳众多临时人口的城郊结合部也成了公共权力行使暧昧的区域。平时不能管得太死,要不,外来人口岂不是要流落街头,蹲在火车站和地下道?但关键时刻又要取缔,免得他们真的生根不走了。于是有了十一、两会等国家庆典或国际赛事时的严打。北京的浙江村几经扫荡,竟是越挫越勇,推土机推倒了,两个月后又重新盖起来。至今,北京的打工族似已习惯了这种捉放游戏。2002年的十六大期间,我竟找不到我的装修工人,因为他的包工团队全部回河北老家了。
郊区别墅和其他高档地产商品的推出,也许面向的是少数的新富阶级。但是,在塑造市场、重新定义郊区,以及描摹出一种郊区生活的想像上,其影响跨越了它直接的客户群。例如,townhouse(市屋),这个英文字直接被用来称呼一种新的地产类型,它甚至不需要一个准确统一的中文翻译。相对于独门独院的独户住宅(single family housing),在西方,townhouse其实是密度较高的户型,几个townhouse片区几乎可成小镇了(所以称town)。在中国它被理解为连栋别墅,反正在语焉不详间,townhouse允诺的是一个类似欧洲小镇的风情。在设计上,呼应了欧美对于适当提高住宅密度的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又一次,中国在经济上的跨越发展,把各个历史阶段、各个阶级、族群、文化立场分明的商品来了个大拼贴(collage)。在符号意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尽管贫富的两极分化正在成形,但它在空间上的区隔还不清晰。许多高档小区因此必须以封闭式的物业管理,用穿制服的警卫、保安、大门来区隔内外。但这能保证房地产的持续升值吗?在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阶段,房地产商都是急于脱手获利。而消费者拿到的,则是市场前景暧昧的房产。
城市政府最关心的,其实不是郊区化,而是郊区的城市化。在市管县的行政体系下,城市政府担负了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龙头角色。而在“控制大城市发展”的禁令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想办法疏散城市中心的人口是必要的考虑。尽管“发展卫星城”、“疏散主城人口”等字眼反复出现在各种规划报告中,但政策从未清楚提出疏散出去的人口如何就业。蒙混中,发展卫星城镇变成了“促进郊区农村的城市化,”在就业结构和实质空间上都“农转非”。而在“分散化”、“组团式发展”的规划用语背后,各大城市大力发展的“边缘集团”则显然是卧城。配合旧城改造和公共交通建设,沿着轨道交通的延伸,在郊区建造大量的安居房或经济适用房,解决中低收入户的住房问题。如此,城市建设更
受了战后现代化理论线性历史预设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总是关心自己走到了发展的哪个阶段,是不是要开始“起飞”,是不是快要走进现代化。于是,出现了“北京将提前实现现代化”,“广州将于2010年实现现代化”等说法。也是在这个现代化焦虑的笼罩下,学者、官员、地产商和正在学习如何花钱的都市新贵,急切地想定位中国的郊区化到了哪个阶段。但争辩郊区化的标准定义恐怕是郊区化(和城市化)研究中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面对的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所带动的新的空间形式和权力关系。尽管城市化和城市扩张是工业城市普遍的经验,但中国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在于其压缩在不到二十年内的跳跃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直接纳入了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中。中国的经验将不是任何既有西方理论可以直接套用和解释的,任何对各种阶段论的对号入座只能是荒诞和变形的。中国加速度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正在冲击城/乡、城/郊甚至农/非农的界限。事实上,“都会区域”(metropolitan regions)正是21世纪新的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在全球经济网络中不同层级空间组织新的功能和意义。它们作为经济网络的节点,如何联系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在编入(inclusion)和脱落(exclusion)之间,如何创造了新的两极分化。假如对郊区化和城市化的分析仍停留在城市规划的技术性语汇,争论大城市、小城市如何分类,城、郊如何定义,则显然是落后于现实,像狗追逐自己尾巴一样地白费力气。而在新的地产开发模式和新兴房地产市场形成的过程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老百姓有多少发言权?规划和建筑专业者又有多少思考、实验和实践的空间?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同样惯于线性思考。其实,假如我们能够比较不偷懒,假如我们能更有想像力(目前最不偷懒最有想像力的是企业家),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空间观察、分析和参与这场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