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郊区化政治
郊区化伴随的是城市的边界不断扩张。低密度独栋住宅的连绵开发使得城市摊大饼似的向周围蔓延,近郊盖满了就向远郊延伸。与此同时,由于有置产能力的中产阶级都跑了,城市中心区就进一步的破败。到了1980年,在美国所有中心城市中,黑人占了总人口的22%,而在这些城市的郊区,黑人只占5%。在特大工业城市中,黑人的比例往往更高。如芝加哥为40%,底特律63%。因此,所谓的郊区化其实是白人的郊区化,是中产阶级白人为了逃离“被黑人占领了的城市”而向郊区进行的大迁徙。而城市蔓延的结果是,对于新购屋的小中产阶级的白人年轻夫妇而言,他们的所得水平将只能支付远在300公里之外的区位。
经历数十年的发展,随着城市中心区的衰颓和中产阶级对郊区生活习惯与偏好的定型,郊区化已经成为美国城市空间发展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房地产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公寓式住宅(condominium)与出租住宅也开始在城郊出现,进一步改变了郊区的空间形式与社会结构。今天,郊区已经不只是城区的附属,也不仅仅作为城市中心“卧室”的角色存在。郊区提供了70%的新工作机会,城市中心区则只提供了30%。郊区吃掉了城区。低密度和分散的办公、生活空间连绵不断地在都会区周围扩张,“城市的蔓延“(urban sprawl)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式。
多年来美国各界对郊区化有各种各样的反省。首先,低密度的城市蔓延其实是对土地低效的利用。反城市的、向往自然的郊区化过程却正是违反环保原则的。它不但造成土地资源和各种基础设施的浪费,增加了通勤成本和空气污染,也造成郊区绿化带和自然景观的快速流失。近几年来,环保观念已经成为富裕社会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部分。在一份问卷调查中,城市蔓延已经超越治安和教育,成为美国人最关心的议题。许多地区因此开始有了反对增长的声浪。反对城市摊大饼的扩张应该是好事,但环保大旗其实也联系着中产阶级的自利心态——维护好环境,才能维护好生活品质,以及房地产的价值。反增长意味住房供应的减少,不利于解决中低收入和新移民的住房需求。终究,城市的发展对带动地方经济,解决大多数人就业和居住问题是必要的,美国的规划和建筑界因此开始探讨如何让城市以比较符合环保的原则“聪明增长”(smart growth)。如西海岸的波特兰(Portland)就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控制政策,以建立绿化隔离带和禁建等手段扼止城市无序的蔓延。而作为房屋供应商联盟的全国住房开发协会(NAHB),也公布了他们支持“聪明增长”的声明,呼吁改革单一功能的土地分区规划(zoning)制度,转向比较有弹性的、功能混合的土地开发;提高住房兴建的密度,舍独门独院的单栋住宅而取复合式的公寓住宅集群;在同一开发项目中推出多种价位的户型,促成不同收入家庭的混居,而非区隔;重新正视邻里(neighborhood)单元,在设计上强调可步行的空间、社区中心和公共空间的提供。这些强调提高密度和重建邻里的设计原则又成为“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 它正在全美各地被实验着。可惜的是,在大多情况下落入对形式主义的追逐,沦为地产商推出的一种新的时尚商品,失去了早年在社区运动土壤中提出都市新价值观的反省性意义。
居住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关系还是微观的政治斗争场域。刺激20世纪60年代后所谓“第二波妇女运动”萌芽的导火线正是郊区化。美国第一波的女权运动始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投票权的争取。众所周知,在美国独立建国之初建立的民主制度中,所谓的“人人生而平等”、“一人一票”里的“人”并未包括女人和黑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美国女性至1920年才得到投票权(英国则是1928年)。但取得法律平等地位的女性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填补男人上战场所留下的空缺,美国政府曾大张旗鼓地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生产,甚至是进入最粗重的军工产业。但战后,为了消化众多回乡战土的就业问题,战时头顶半边天的女性又被赶回家庭。尤其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郊区独户住宅和小汽车共同编织的新的美国梦中,家庭城堡中的女主人往往变成了专职主妇。
事实上,宽敞而花木扶疏的郊区住宅的确需要一个专职主妇的劳动投入才能维持其整洁舒适。而公路和地铁的规划建设通常着眼于解决上下班通勤的问题,对于主妇们怎样接送小孩上下学,怎样
从苦闷的郊区生活中觉醒的中产阶级女性看穿了美国梦当中性别假设的陷阱,因而掀起了第二波妇女运动的高潮,一方面强调女性参与社会和建立自己事业的重要性;一方面诉求社会偏见和父权文化的深层改革。一部20世纪80年代末的好莱坞电影《玫瑰战争》某种程度反应了这个社会心理转变的过程。郊区豪宅里的金童玉女在富裕却空虚的婚姻生活里反目成仇。一幢让人艳羡的豪宅倒成了夫妻各出奇招演出全武行的战场,战况之激烈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的感觉里,自那以后,美国的电视电影里开始更多地描述城市中的雅皮如何寻找爱情一一如当红的影片《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关于郊区梦的描写,则通常是以负面的刻板形象出现。
面貌模糊的中国版
英国人文地理学者马西(Doreen Massy)曾经以地质学(geology)作为隐喻分析历史和空间。她认为地理学不可只看地表,一轮轮的资本积累勾连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堆叠出一层层的地层组织,形成我们看得见的地理空间形式。中国版郊区化的暧昧来自于太多历史沉积与高速发展撞击出的新的地层组织。它表现出太多让学者难以分类和与西方经验比较的中国特色,太多与新兴中产阶级想像不符的现实。
假如从区域平衡和疏散大城市的角度来看,中国最极端的疏散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一五”期间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布局在中国内地迅速展开。相对于解放前70%工业设施在沿海地区的集中,苏联援建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这样的工业布局,除了考虑重工业的资源和能源供应以及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之外,在东西军事对峙的形势下也有国防上的需要。薄一波就曾提到,“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除了区域工业布局的重组,就个别城市来看,结合发展重工业城市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后的投资基本上都用在了都会区边缘新城的建设上。例如,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北京房山的燕山石化、鞍山的鞍钢、包头的包钢、南京大厂的石化专业区。在大型工业项目的带动下,各自形成能够相对独立地提供就业、生活和公共设施的卫星城。就城市发展的规模来看,时任国家城建总局局长的万里在1956年表示,从城市造价、居民生活的方便、城市管理的便利和国防安全等方面考虑,新建城市一般以二三十万人为宜。这其实是不折不扣的郊区化,也是与欧文、霍华德一脉相承的花园城市的实践。例如,在深受苏联城市规划传统影响的包头,包钢所在的新城区和旧城中间规划了清楚的绿化隔离带,长达16公里,包钢周围也规划了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公园绿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财政条件转佳的包头市政府依据50年代的规划图,完成了大面积的绿化和美化工作,使得包头得以在2002年得到联合国的最佳人居奖,它也是中国惟一的获奖城市。但这段实践经验在改革开放后彻底受到了冷落。以重工业为主的各大国有企业在新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挣扎着转型。仰赖着他们吃饭的卫星城顿成包袱,以某个支柱性产业带动的卫星城建设也似乎成了一段难堪的记忆,成了待解决的“问题”和待遗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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