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让我看看你们的建筑,我就知道你们城市的文化。一位建筑大师如是说。
城市给予人的第一印象,往往透过其外表,也就是建筑来表达的。京城的古典庄重,上海的浮华盛世,广州的朴实生动,都通过一栋栋建筑呈现出来。建筑设计,就是地产的一面镜子。
一个千篇一律的城市,地产市场也一定是平淡的,因为她没有风格,没有差异。相反,一个活跃的地产市场,其建筑风格也是多样的。于是,洋设计和本土设计,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反映了这个城市建筑设计的变化,于是,地产市场也在这块镜子面前慢慢蜕变、成长。
在城市政府逐渐退出微观管制之际,是建筑师还是地产商,主导着城市建筑的风格和形式?在当下,这并非是一个可以不假思索回答的问题。
张宝全:本土设计后劲勃发
见习记者 穆文斌
北京报道
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之一、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先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洋设计和本土设计在中国市场的碰撞和磨合作了一次理性分析。
《21世纪》:洋设计为国内消费者带来了什么?张宝全:我先讲个小故事。当年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回国,他去看一个价格10000多元/平方米的楼盘,谁知完全是欧洲传统建筑。在欧洲,真正住这样房子的全是穷人,有钱人都住现代建筑。很显然,这与国内有钱人追求富丽堂皇的欧陆风格建筑相反。
目前中国建筑洋设计较多且有代表作,国内设计较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洋设计虽然来势汹汹,但我们有学习借鉴的胸襟,在以后的市场上中国的建筑师会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并将之运用于设计中。
现在很多项目表面上是洋设计,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与洋设计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洋设计如现在奥运会一些大型公建,有点形式大于内容。洋设计充斥市场,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市场的原因,也有表象的原因。
《21世纪》:这么说,本土设计在国内市场将占主流地位?
张宝全:前不久,日本一家非常有名的建筑杂志评出目前中国八大建筑,“大”建筑有四个: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还有四个“小”建筑:苹果社区售楼处、远洋艺术中心、艾未未艺术展览馆和陕西马清远“父亲宅”等。前面四个大建筑是洋设计师的作品,后面四个小建筑是国内设计师的作品。
一个建筑打动人不是靠外在的形态,而是靠形式里内涵的文化。本土建筑师靠文化取胜。比如现在几个奥运会中标的大型建筑,除了水立方之外,其它建筑都是中国建筑师参与设计,包括水立方也是由中方建筑对外立面进行了修改,水立方休现了中国的“天圆地方”之说。洋大师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即将结束。苹果社区的规划招标,最后还是本土设计师张永和中标。
《21世纪》:洋设计和本土设计在市场的碰撞中,形成一个怎样的局面?
张宝全:在中国建筑还没有创造力的时候洋大师充斥市场,一旦中国建筑师对市场把握很娴熟的时候,中国建筑师对现代建筑的创作能力可能会超过洋大师。建筑是非常文化的艺术品,建筑师对文化的体现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市场上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拷贝,甚至做一些明清街;要么就是对西洋的照抄,真正的既有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建筑几乎没有。而由本土设计师打造的苹果二十二院街把现代性和民族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可说是中国当代建筑的缩影。这样的作品必须将古典艺术风格融合于现代概念中,这就需要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钻研。
刘力:中国代价──巨资+实验场
见习记者 杨丽萍
北京报道
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的“鸟巢”方案,着实在中国国家体育场的设计竞赛上火了一把。如今,标志性建筑九成是国外设计师参与或设计,从奥运场馆到CBD建设、从世博开篇到文化建筑、从城市规
《21世纪》:“洋设计”的涌入能为中国建筑设计市场带来什么?
刘力:首先谈谈它的好处。首先是技术,中国建筑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外国人怎么盖房子,用了哪些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其次就是理念。好的理念进入以后可以推动中国整个建筑设计市场的进步,中国建筑设计师只要开开眼界就能很快学会,而且,外国建筑设计企业进入中国时基本都是“光杆司令”,需要聘用中国员工,需要与中国同行的公司合作,这样,中国建筑设计师就有机会偷师学艺,把外国好的设计理念学过来。当然还会带来先进的工作方法甚至硬件设备等。但是,“洋设计”在带来好的东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现在对“洋设计”的炒作太过了,出现了一种“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现象。比如中央电视台那个扭曲的门被巨型的钢结构捆绑着,给人不安定的感觉,其重心没有在建筑本身,而是在外面了,是站不住的,但是外国建筑设计师就认为肯定能让它站住,只要肯花钱,几十亿上百亿都没关系,所有材料全部用钢结构就可以了。所以,有些外国建筑设计师的理念是好的,但适不适用是另外一回事,在国外适用的理念在中国就不一定适用。
《21世纪》:“洋设计”炒作过度,与中国的某些体制特别是标志性建筑的招标方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刘力:当然有。公平的投标,谁都有可能中标,但是在中国现在评标的情况下经常不是公平的,首先在选择投标单位上就对国内建筑设计师有一种歧视的成分,国外的大师可以,国外的知名公司可以,国内的就算了,但为了不把歧视表现得太过了,就挑几家大家,如中国建筑设计院(有人将中国的几家较大的设计院称为是“配合型设计院”)。现在,谁也不能肯定地说投标是不公平的,但是谁也不能说投标是没有歧视成分。而且评价一个事物的好与坏,都是需要标准的,是把与传统的结合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交通组织放在第一位,但是现在标准在哪里,是评委的标准吗,但每个评委的标准都是自己,如何来评。比如,金融街的几个投标方案如果不是说大师做的,这五个方案除了各有优势外,其实也各有优劣。其实,国外建筑设计师很多时候也在玩概念。
另外,投标里面也是有艺术,有窍门的。比如,亚运村120家建筑设计单位注册,最后招标了78个方案,78个方案看完后,评委能记住几个,怎么才能让评委记住你的作品,越邪门,越让人想不到,越是标新立异的,如“鸟巢”方案的中标、国家大剧院大蛋的中标,都不排除有这样的成分。很难想象,中国标志性建筑下一个中标的方案会是什么样的“奇思妙想”。而这种所谓的个性根本不去考虑它的实用性。
《21世纪》:如何判断一个“洋设计”是不是该采纳,除了建筑本身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
刘力: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来自于“洋设计”之手的标志性建筑都有很强的个性和风格,也有很好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形象的问题。我们评价一个东西好与不好,要从两个层面去看,如果不谈国家形象,只说建筑本身好不好就很简单了,只是有些时候工程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这也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谈到代价和成本问题,我们会不会因为预算过高,代价太大而放弃呢。这就会有一个国家形象的问题。比如,悉尼歌剧院是悉尼的骄傲,但成本比预算翻了六番,工期延了17年,原以为不可能建成的项目最后建成了,成为全世界知名的建筑,国家和城市的旅游收入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国家和城市的形象效应也是不可估量的。当然,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建筑,但有几个就够了吧,用不着每个项目都要有这种超级形式感,如果每个开发商都强调这种超现实感,盖的房子怎么买,不能以违背消费者意愿的原则去做事,也就是说,该花多少钱来为国家做包装,是不是可以不惜血本地去做标志性建筑,这是国家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对标志性建筑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最主要的还是国家想不想做。
，张宝全与你诠释建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