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国家大剧院的“蛋”之争,跟着又是CCTV新总部的库哈斯双“Z”方案之争,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到PTW的“水立方”,中间再穿插象形建筑和个性化建筑小品的躁动——我们眼中的中国城市和中国建筑,非常醒目地飘扬着“无厘头”式的旗帜,为处于“个性危机”中的中国城市增添了几许魅影。
美还是不美?好还是不好?抛却造价和一些具体技术因素,其实最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城市究竟需不需要那些不合时宜的庞然大物?那些显然是为我们后人建造的东西?有关人士认为,十年浩劫为建筑业的“十年空白”,在空白之后,中国建筑学界立即面对的是80年代伴随开放涌入的大量国外建筑思想、元素和符号,因而迷茫随之而来。而这种迷茫的根源在于概念、主义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我们缺乏自己的主流建筑设计思想。
针对CCTV的新大楼设计,清华大学的庄惟敏教授说,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审美观念,也没有按正规的黄金比例分割,从微观角度看,它是不美的。然而把它放在CBD这样一个区域中,它又与周围的环境是协调的,是独立而又融合的。我相信,这种观念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只不过他用了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
相对于庄的温和,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批评并警告西方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在中国大地向他们敞开欢迎的胸怀的时候,不要对中国大地上的自然、人民、文化和“土地之神”视而不见,甚至藐视,将他们自己都不喜欢的、形式主义的“景观垃圾”倒在中国土地上。 洋设计,无论是充斥我们城市的“垃圾”,还是前卫的、对未来的馈赠,都逼使中国建筑走出一条自新之路。
向哪里回归?
应该说,近年北京房地产市场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则乏善可陈。人们印象中还留着80-90年代初的东湖别墅和香山饭店。2000年末有消息显示东湖别墅已赚回了相当于7倍开发成本的利润,目前这个外销别墅项目仍然保持着周边项目中最高的租金水平,主要是因为贯穿其设计思想的是苏州园林风格。美国《纽约时报》认为“香山饭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座望眼欲穿的有文化价值的建筑’”,采用苏州园林风格设计香山饭店的贝聿铭则被喻为“中国现代建筑民族化的指路人”。
“过去设计讲经济不讲美观,现在反过来讲美观不讲经济,而且美观得没有道理,片面追求新奇,脱离经济的要求去搞所谓的前卫设计,搞创新。当然,吸取外来东西提高设计水平是必要的,进行文化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认为我们现在的建筑设计什么都不行。文化是一切科学、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成。如果在文化上没有自信心,必然会造成人才的外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会时起时落,但文化断了就很难恢复。我们应该很好地认识自己,不能自暴自弃,一定要树立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包括在建筑思想领域。”周干峙院士这样说。
吴良镛院士则说得更明白,今天欧陆风建筑逐渐兴起,许多地方不顾条件限制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愈演愈烈,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中国有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遗产,但是近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滞后,建筑学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在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比比皆是,就看如何去发挥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
回归,只能指向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
回归之路“漫长”
如果说,在50年代时,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与自信,对传统中国建筑形式与现代结构体系的结合,作了一些十分成功而有益的探索,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这在当时的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
然而,在改革浪潮汹涌,国门洞开的80年代与90年代,各种新的建筑理念与建筑技术目不暇接,中国的建筑师们却无暇去探索符合时代精神与民族意蕴的现代建筑,而被人为地拖入了一个所谓“夺回古都风貌”的涡流之中。
在这些折衷主义与复古主义的大合唱中,大多数作品颇有“东拼西凑”的味道,在一个高耸而庞大的体量上,画蛇添足地加上一些造型琐碎、尺度狭小的各样亭子,实在有损传统中国建筑的伟大与深邃。
民族化道路并非是一条没有岔路的康庄大道,在众多业内专家的心目中,北京西客站建筑是一个失败的民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北京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要建设成国际化的大都市,两者到底如何结合,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旧如何协调统一,如何处理好传统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北京的新建筑,包括高层建筑建得不少,就新建筑形式与风格而言,令人满意的作品不多。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客观地讲,要创作出社会满意的精品,尤其是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具体到北京则是创造出有北京首都风格的现代建筑,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建筑的“北京之路”尚有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