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直倡导“专业之道、惟精惟一”的金地集团,在其项目的推广中,对品牌设计单位加拿大P&H国际建筑师事务所也是不吝金钱。金地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助理何大江表示,品牌的设计单位对消费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对项目的销售会起到促进作用。
正是因为消费者对品牌设计单位的认同,一时间,在各个楼盘的广告上,建筑规划和景观规划的品牌公司,特别是很多外资的品牌设计公司都成为了不少项目推广的重点,外资设计公司涉足地产市场的脚步开始加大。布满脚手架的上海无疑成为了外资设计公司展现设计思想的理想场所。
“目前上海光设计单位就有5000到6000家。”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蔡镇钰工作室的建筑师曾莹表示,而这几千家设计公司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于海外的设计公司,或者是在海外注册的设计公司。
曾莹表示,由于文化背景相同,这些公司较容易得到外资房地产公司的认可,成为外资地产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
外资设计的门槛
“现在外资设计公司占到上海中高端设计市场的三分之二。”上海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任设计师黄宇良表示。
业内人士介绍,一个项目的设计费用包括概念设计、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装修设计费用等,目前上海市项目的规划设计费用水平大概是多层每平方米50元,中高档次的高层项目每平方米100元以上。根据上海市一年的开发规模,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在2000万平方米,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在1800万平方米,按中高端市场占三分之一计算,光中高端市场这一块的整个市场一年的市场空间就有6个多亿。随着产品素质的提高,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在不断的增大。
“目前在建筑设计方面,外资的企业还只能做方案,不能做施工图。”曾莹表示,由于法规的限制,外资企业还不能完全地占有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在很多规划设计的领域,外资的设计公司还不具备有相应的资质。
正是由于这种限制的存在,使得很多外资公司在进行项目设计时,不得不选择一家国内的合作单位。黄宇良表示,“通常的话,我们会向发展商推介一家国内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来帮助我们实施。”而一些外资设计公司已经在思考突破这个瓶颈的方法,黄宇良告诉记者,着名的设计公司“王董”就是通过收购国内设计公司的方式来绕开这个政策的门槛。
“优秀建筑”的悖论:“土”抑或“洋”?
本报记者 袁一泓
北京报道
不是外国建筑师将北京变成实验场,是有着“撼人的尺度”、“可爱的滞后感”、“难以置信的巨大权利”的北京,令他们更具有实验性(或投机性)。
“上海的建筑是我们学生时代老师打分给‘B-’的作品。上海有建筑,但却没有艺术。在造型设计上,上海是一个胆小的巨人。这样的建筑师无法使上海成为未来的大城市。”这是日本着名建筑师矶崎新去年11月在上海双年展“都市营造”国际论坛上的发言。
矶崎新的话值得所有中国建筑师和开发商一次又一次回味,如果他们还有这样的空闲时间的话。因为矶崎新评论的绝不仅仅是上海的建筑和建筑师,他的话适用于整个中国的建筑和建筑师,当然包括北京。
“没有艺术”的建筑,也有人称之为垃圾建筑,换言之,不是优秀建筑。中国,或者说,北京,没有优秀建筑吗?
“二三流建筑师”充斥市场?
矶崎新所指称的这些“没有艺术”的建筑,并非都是由本土建筑师设计的。
“前几年,大量的洋建筑师是来中国混饭吃的。很多是二三流、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建筑师。有的只是些外国留学生。你说他们能设计出优秀建筑来吗?”建筑评论家、《建筑师》杂志副主编王明贤先生对本报记者说。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屈培青也持同样观点,“许多开发商只是用‘洋设计’来炒作罢了,他们也知道,并非所有国外建筑师设计的都是好作品”。
王明贤转而指向中国建筑师,“我们建筑师的水平,就像中国足球队(当是指男足)在世界足坛的水平一样”。如果按照王明贤的逻辑,那中国建筑师也是三流水平了。王明贤说,80年代以前,建筑师被压制得很厉害,没活干;90年代以后,活多得很,大家都忙于挣钱,根本没时间思考。“建筑师最害怕遇到的两件事,都让中国建筑师遇到了,你怎么能期望他们设计出优秀作品、经典作品来?”
日本山本理显设计工厂建筑师、北京建外SOHO总建筑师迫庆一郎最近谈到,他们在与中国“一些从国营的大设计院出来的35岁以下的年轻
青年建筑师马清运和艾未未都不同意将建筑师分成一、二、三流。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首席设计师马清运说,出色而努力的建筑师对任何建筑类型都会作出最佳的判断,完成一件出色的作品。但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抽象要求的住宅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平庸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住宅做得越平庸越好,马清运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地标里,那问题就更大了”。艾未未也认为,所谓建筑的优劣,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优秀的建筑当然有它自己的特征,但不一定是建立在同一个标准之上,因为当代文化本身就是分裂的”。不过,当本报记者请他列举近些年他认为是优秀的建筑时,艾未未沉吟了一下说,“我找不到好的建筑的指向”。
优秀建筑在未来?
“几百年前,陶渊明、曹雪芹都能设计自己的庭院和园林,而当代的建筑究竟向我们奉献了什么样的作品呢?”王明贤说,“建筑的落后,主要是因为建筑文化观念、文化素养的落后,本质上它显示的是中国人文的衰落。”他认为,现在强调提高全社会的建筑文化素养,“现在可能还不算晚,80年代我们都以为建设量很大,到了90年代往后一看,80年代根本没有就没建什么东西,再过10年,看现在也会是一样的感觉”。
为王明贤的话作佐证的是,2002年,我国城镇住宅竣工面积达到6.8亿平方米,而90年代以前不超过1亿平方米。按照一般老百姓的逻辑,这么大的建设量,为什么就没有公认的优秀建筑、经典建筑出现呢?
艾未未认为,我们是用十几年时间在走西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程,建筑水平与建设量当然不会匹配,中国建筑不得不为自己所走的弯路付出代价。马清运说,当居住的形态问题、物理问题、城市问题、社会问题、生产问题等成为出发点的时候,离经典建筑产生的时间就屈指可数了。艾未未说,优秀的建筑,必须建立在准确定位于我们自己的美学标准之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李兴钢12月3日在与扎哈.哈迪德(ZahaHadid)、WinyMaas维尼.马斯(荷兰)、承孝相等着名建筑师对话时也认为,“非物体之美、空灵之美、平静之美或者意境之美,这种美和这种哲学,是挽救我们的城市、挽救我们的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挽救我们文化的唯一出路”。
在中国,在北京,没有任何建筑师可以轻忽安德鲁、赫尔佐格、库哈斯的存在。不仅仅是大型公建项目,美国KPF公司、德国SOM公司以及像狂飙一样的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刚刚中标潘石屹的北京物流港项目“SOHO城”规划设计方案)等,甚至已开始染指中国的住宅项目。他们的到来,令北京更像是一个世界建筑设计的“实验场”。但是,马清运说,不是外国建筑师将北京变成实验场,是有着“撼人的尺度”、“可爱的滞后感”、“难以置信的巨大权利”的北京,令他们更具有实验性(或投机性)。而且,北京要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还远远不够,因为还没有人对都市的模式进行探讨,对居住产业化进行研究,对历史保护的现状进行质疑,对现行的法规进行挑战,而这些才是今后若干年我们回头看北京时必然要想到的事。“但就像并非外国建筑师将北京变成实验场的道理一样,外国建筑师实验性还不够的原因也不在他们,而在于,我们的城市要什么,要什么样的实验。”
，张宝全与你诠释建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