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苏南城镇空间结构态势
2.3.1非农人口不完全聚集，分散城市化明显
苏锡常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市镇经济发达、市镇稠密的地区，城镇化水平居全国前列。在改革开放前，城镇发展经过了较长的停滞时期；在改革开放后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1975年开始每10年以1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到2003年区域内的市镇人口达到3263.70万人［９］。“苏南模式”的核心是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近镇”，虽然后来演变为“近厂又近镇”，但其城镇化的特色明显。
2.3.2城镇行政职能强化和多元化
城镇规模的大小与行政级别相对应，城镇的影响范围与行政等级之间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城镇等级越高，基础设施规模越大。从而形成了地级市—县城—县属镇—公社集镇—自然集镇—村落的分化，行政登记体系与城镇规模登记体系之间存在较高的对应关系，形成了明显的城镇规模行政级别法则。城镇的城乡中介作用削弱，城乡二元结构强化。但一些时段苏南城镇化进程受阻，城镇人口增长缓慢，部分时段甚至绝对下降，城镇人口的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机械增长停滞，城市数量大大下降。
20时机世纪80年代后，实行以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城镇固有的商品流通集散地的智能渐渐恢复，城镇各行各业得到长足的进步，但行政力量仍然强大，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即有深厚的政府背景。80年代以后，先后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撤县改市、撤县设区、撤乡改镇及乡镇合并等一系列措施，城市与城镇的数量大大增加，但城镇仍是各级政府的驻地，城镇规模与行政等级的关系仍然存在。但同时城镇的公商业及第三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部分非行政中心城镇的知名度与影响范围接近甚至超过了行政中心所在地城镇，如吴江的盛泽镇、吴县的木渎镇等，城镇规模的大小不再严格遵循“行政级别法则” ［１0］。
城镇职能的多元化，尤其是乡镇工业与市场体系的发展，对苏锡常地区新型空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形成了积极的影响。首先是经济职能的强化，提高了城镇的经济实力，对周围乡村地区的吸引力城镇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提高；其次是城镇更能有效地发挥城乡之间的桥梁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再次是城镇规模扩大与经济实力的增强，部分城镇的人口与经济实力接近或已经超过了城市设置的标准，接近一些县级市市区的实力，与城市之间渐渐的形成平等竞争的关系，并会改变区域城镇体系的结构。
2.3.3城镇发展与空间结构
苏锡常地处平原，开发历史悠久，城乡经济水平较高，城镇密集而均匀。苏锡常地区城市的设置几经变迁，1949年前，以“切块设市”的方式设立了苏州、无锡与常州三市。１９５０年又将常熟县的城区设立常熟市，１９５８年撤消常熟市。直到１９８２年一直维持３个城市的格局。从１９８３年开始推行整县改市的设市模式，城市数量快速增加，１９９７年所辖１２个县全部实行改为县级市，区内城市达到１５个平均每１２００平方公里１个城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４００平方公里１个城市的密度。各个城市的距离多在６０公里以内，除苏州至吴县、无锡至锡山、常州至武进外。西部区域的城市密度相对较小，城市距离较远。苏锡常地区为了解决中兴城市和与之接壤的县极市的矛盾，先后将吴县市、锡山市撤消设立市辖区，城市数量降到１２座。虽然城市减少，但苏锡常三大中心城市的规模大大扩展，市区面积分别为１６５０、１６３１、１８６４平方公里。
城市空间结构，具有沿主要交通干道分布的特征，其中沪宁交通轴最多（昆山、苏州（含吴县）、无锡（含昆山）、常州（含武进）），次为江南运河沿线（吴江、吴县、苏州、无锡、常州），再次是沿江公路（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锡澄—锡宜运河（江阴、无锡、宜兴与溧阳）和丹金溧漕河（溧阳、金坛）等。
从总体上看，苏锡常城市与建制镇的数量多，密度高，是全国城市与城镇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并且在地域上既具有均衡分布也具有集聚性的特点，整县改市与整乡设镇导致了苏锡常城市广域上城市与城镇的相对均衡；但受交通条件的影响，也明显地向交通轴线聚集，形成了沿沪宁铁路、江南运河沿岸、沿江公路、长江沿岸、锡澄—锡宜公路等城镇密集带构成了网络化的结构。
2.4苏锡常城镇空间关系演变的因素分析
2.4.1自然地理基础
苏锡常地区地处太湖平原，北靠长江，南濒太湖，东临上海，西接茅山。境内地势低平，以平原为主；其中北部沿江地区属古海岸岗地，沿太湖及西部地区属低山丘陵，中部地区为河湖水网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湿润，适宜于水稻、蚕桑、棉麻等多种作物的生长。
由于滨江临湖，河湖交错，湖荡众多，大小河道数以万计，仅苏州市就有2万条；加上几千年来，当地居民为了防洪排涝、灌溉以及舟揖之利，兴建了以江南运河、太浦河、十一、锡澄运河、锡宜嘈河与丹金漂潜河为代表的许多人工运河。河道密如蛛网，通江达海，联贯城乡，为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密切联系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基础。这些自然地理作为今天的空间结构的基础。
2.4.2历史文化的演变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与城镇空间结构的关系十分密切。每个地区都拥有各自独特的社会意识与精神风貌、价值取向与道德操守、历史传统与风俗沿革，它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的要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一座城市发展与竞争力的重要源泉［１１］。例如，上海从苏州的外港到近代中国最大城市的演化过程，就是直接受益于其文化的发展。“基于吴越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近代上海文化为未来的”长江三角洲国际大都市圈“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认同基础……合理的个人主义与文化上的宽容态度、务实精神与意识形态中立、积极学习新事物的开放心态、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正是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一座近代城市的灵魂所在” ［１２］。
覆盖了以苏锡常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吴文化，根植于多元文化嫁接的基础上，先后吸收融汇了古代的楚宋化、齐鲁方化、北方中原文化以及近代国外的西方文化，经历了稻作文明、农商文明与近代城市文明及现代城市文明四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四次区域经济发展的辉煌：古代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明清时期繁荣的市镇经济与农工（手工业）商复合型经济、近代民族工业的崛起与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现代工业经济。吴文化开放宽容的特质、善于交流的性格、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态度、诚实守信的道德操守、重商崇学的传统，客观向上有助于人们的创新制度的形成和对新生事物的追求，也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经济资源不断向商业及与此有关的新兴产业倾斜，强化了人们的创新意识与创业动力，使苏锡常地区经历了由农业—农业手工业一农业手工业商业一农业近代工业商业一现代工业等发展过程。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区域文化给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尤其是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精神风貌等直接影响到区域的诚信与协作意识、创业精神与竞争心态、创新意识与宽容心理，从而影响区域的价值取向、交往操守、创业精神与创新氛围。而且相关研究也表明，城市文化与城市竞争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吴文化所具有的诸如宽容、诚信、实用、开放、创新等内涵，有助于未来苏锡常地区区域之间的合作与整合，有助于乡村居民与外来居民在城镇的发展过程中能够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与文化环境，保证都城镇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2.4.3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苏锡常地区农村经济比较发达，专业化市镇众多，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与城镇网络。近代以来，无锡、苏州、常州、常熟、江阴等地又率先发展的近代工业，构成以无锡为中心城市的近代工业的密集地带与城市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倾斜的发展政策下，苏锡常地区兴建了一大批骨干企业与产业部门；20世纪7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开发区建设、外向型经济与民营经济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成长。目前，苏锡常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最高、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己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
，苏南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研究（推荐）